甘愿当精神富翁的土记者

　　路，地上本无路，走的人多了，重叠的脚印便成了路。这自然界的路，既没有无尽的坎坷泥泞，也没有无尽的平坦辽阔，只有踏平了坎坷才能变成大道。
　　
　　人生之道，貌似自然界的路，既没有永远的苍凉、忧伤、悔恨和不幸，也没有永远的温馨、欢乐、满意和幸运。
　　
　　朝前看，大小山头官如林；朝后看，庶民遍地人如云，但审视自我，可以说我的人生已获取了自足自乐的成功。
　　
　　从7岁系红领巾，19岁挂上国徽，30岁入党至今，几十年的跋涉之路，没受过一次处分，甚至连一次严厉批评也没有。在黄土地上摸爬滚打，在格子山中辛勤耕耘，虽然没有惊天动地的业绩，却有了“农民记者”的美誉；虽然没有金钱铺就的官宦之路，却也有了许许多多光环照耀下的荣誉称号。先后四次赴北京、人民大会堂参加《中国世纪行》、《中国世纪梦》、《中国世纪魂》、《中国世纪风》大型文学报告丛书的颁书、颁奖仪式，受到国家领导人李德生、陈俊生、布郝、马文瑞的接见，被命名为《中国世纪行》十大名星作者，被聘请为大型丛书的记者、特约编委，被北京燕图联文化发展部聘为特约作家。
　　
　　虽然没有登过正规记者培育的大雅之堂，靠自学、靠勤奋笔耕成就的我在新闻采访与写作中，发挥土记者的优势，在中央、省、市以上报纸、刊物、电视电台、网络上发表作品4000余篇，连续多年被评为县新闻宣传工作先进工作者，先后多次被南阳市委、南阳日报社评为先进外宣干部、十佳新闻工作者，曾有200多篇作品被国家、省、市评为优秀稿件。
　　
　　我没有惊天动地的英雄壮举，更没有血洒疆场的大无畏事迹，仅凭手中一支笔辛勤的耕耘，却使得中央电视台第七套军事报道栏目组张艳丽记者，在省军区、南阳军分区首长陪同下，于公元2007年1月12日至14日对我进行了三天的采访，后于2月6日以《一个农民记者的国防情》为题进行长达10.5分钟的专题报道，事后南阳电视台乡村记行节目主持人方圆、记者闫阳也对我进行了专程采访，在大年三十至大年初五的时间里以《农民记者齐国强》为题，用长达22分钟的专访，对我进行了宣传。
　　
　　当慕名而来的记者问起我的成功之路，我的认识是“春华秋实，一分耕耘，一分收获。”完美的人生是靠自己的勤奋、执著的追求、不计名利、不计报酬和不懈的奋斗中，踏平坷坎，通向大道，才走上了成功之路。
　　
　　当记者赞扬我的人生是成功的人生时，我的回答是：“每日都在时而坎坷、时而泥泞、时而平坦、时而辽阔的格子路上步履艰难的跋涉……30多个春夏秋冬，既有我青春的辛劳，也有我青春的光环，每篇文章都有一个用脑汁搅出的涟漪，一连串的涟漪成就了平凡的人生。
　　
　　当记者问起我的得与失，我却委婉的说：“人生很难尽善尽美，有所得必有所失，爬格子同样要受这严峻的生活法则的制约，失去的值得，得到的更值得。不管是名利，也不管是物质，经验教训尽在其中，不必见异思迁陷入迷茫的困惑，抛弃害怕和妄为，留下谨慎和苦干，大胆向前走，踏平的是坎坷，创造的是精神财富，是不谓枉活的人生。”
　　
　　二
　　
　　书中乾坤大，书外学问深。这句古老的格言，说明了学习的范围，既要读书又要深入实践。
　　
　　读书破万卷，下笔如有神；熟读唐诗300首，不会作诗也会呤，这就是写和学的关系。
　　
　　当记者问起我的文凭，问起我的成功秘诀时，我用上述几句话引出了我刻苦读书、丰富自己的知识，眼前却出现了求索知识那一幕幕刻在心底的记忆。
　　
　　我的童年是一个不幸的童年。7岁入学，就读于村南的水府庙小学，母亲是一个勤劳、善良的农家妇女，父亲是一个肝病缠身的多病农民，整日里过着缺吃少穿的日子。炎热的夏天打着赤脚，光着上身苦度岁月，冬日里衣不遮体，在饥寒中度日。但我勤奋好学、不耻下问，连年被评为优秀学生。我酷爱读书，除了所学课本，更喜欢课外读物，小学三年级开始看连环画，小学四年级时开始看长篇小说，我记得我看的第一本书是金敬迈著《欧阳海之歌》以及刘知侠的《铁道游击队》，在那个二分钱能买一个作业本、三分钱一支铅笔、一毛六分钱发给语文、算术课本的年代，物虽廉但钱更难挣，我利用课余时间铲草、拾粪卖给南关养鱼场，换回三五毛钱。曾记得拿着钱步入街市，一毛钱便可喝一碗香味扑鼻的肉面条，二分钱可吃一根甜滋滋、香喷喷的麻花糖……然而，我忍着饥饿购回了《林海雪原》、《红旗谱》、《迎春花》、《苦菜花》……。
　　
　　我不但看书如痴如迷，而且酷爱听书。夜幕降临，月上树梢，打麦场上晚风习习，三五成群的农人拥上麦场，或坐或躺，望着鼓书艺人，随着叮当儿叮当儿的犁铧片儿声，伴着叮咚叮咚的小金鼓声，哼唱出了《小八义》、《杨家将》、《岳传》、《七女十三侠》，听着听着，不知不觉我便能随之哼唱几个小段；听着听着，从书中增长了我的知识。
　　
　　看书、听书养成我最爱上语文课，最爱上作文课，从小二年级开始，我的作文不断走上了学校的墙报，不断地被老师当作范文念给全班同学听……
　　
　　在水府庙小学走过了我的初级小学生涯，迎来了高级小学考试，考试的作文题目是《记一次有意义的劳动》。当别人咬着笔杆无从下笔的时候，我扬扬洒洒以800多字的篇幅完成了文章，好不自信地走出了考场……秋季里的9月1日红榜上墙，我到了县城南关高级小学就读，开学的第三天，班级里的作文课是评析考试作文，王老师高声阅读着我的文章，引来全班新生对我投来佩服的眼光……
　　
　　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在南关学校读书20多天，一场史无前列的运动开始了，新发的课本被学校全部收回，换上了《毛主席语录60条》及《老三篇》，老师被戴上了高尖帽游街，同学们加入了什么什么战斗队，袖子上戴上了红小兵的袖章，整日里背的是老三篇、是语录，拎着从砖窑里刮来的窑烟灰兑水搅和在小小的瓦罐里制成黑墨，挥动着用麻绳制成的大毛笔走向大街刷写标语，还不时在大街小巷游行示威，高喊着打倒×××的口号，自认为甚是威风……学校停了文化课，天天杀杀冲冲地“闹革命”……荒废了学业，荒废了文化，也荒废了我的童年……
　　
　　那时我才11岁，父亲在腊月初五离开了人世，家庭好似塌了天，我也只好弃学在家，为挣工分和大人一样每天下地干农活，然而每到雨雪天，我总爱拿出暗藏的小说，面对豆粒儿般的油灯，吮吸着书中的知识……转眼到了运动走向“复课闹革命”阶段，我又回到了南关读书，后来在村子里的“戴帽中学”读初中，再后来凭优秀的学业考试和村里推荐，上了高中，然而随着动荡不安的社会，在学校并没有学到什么知识，虽然捧的是高中毕业证书，脑中的知识只不过是一个小学生的水平，数、理、化、A、B、C一概不懂，只练就了写大字报、写批判文章的技能。
　　
　　说起增长知识才干，我最要感谢的是村办企业一造纸厂，1973年我被生产队里选入村办的“八一造纸厂”当锅炉工，造纸厂里拉来的废纸堆里，有很多很多的被“抄家”抄来的“坏书”，我一有空儿便钻在废纸堆里翻阅，在废纸堆中，我读到了章节不全的《西游记》、《红楼梦》、《三国演义》；在废纸堆里知道了唐诗宋词、孔乙已；在废纸堆里找到了知识的港湾。也正因为在废纸堆里陶醉于书本之中，忘记了锅炉工的职业，险些使锅炉爆炸，险些导致惊天大祸，虽然危险被师傅排除，我也以“书迷子”不务正业被赶出了工厂，重新回到了生产队，握锄把、挥铁锨、面朝黄土背朝天，在修理地球的行当里度时光。
　　
　　那时候，生产队里会议多，会场大多是设在生产队的牛屋里，牛屋的门边挂着一只有线广播，会议开始之前男人们端着海碗，一边斗嘴，一边饮茶，一边听广播，一边侃大山，媳妇、姑娘们针不离钱、线不离针，扎鞋底、缝鞋面，做着好似小船的“千里足”。听广播各有所好，爱听戏的随之哼上几句《红灯记》，喜欢歌的合拍唱上一首《东方红》，我最爱听的是中央新闻、省市新闻，百听不厌的是新野新闻。渐渐地从听新闻中了解到了记者、通讯员这些职称，也模仿着广播新闻的写作格式、方法摸索着写身边发生的事儿。
　　
　　曾记得那是1973年冬月的一天，我看到去上学的中学生手里都拿着一捆麦秸秆儿向学校走去，无意地问道拿着去干啥，学生们答曰织窗帘挡窗户。后来了解到由于学校条件差，学校教室的窗户安不上玻璃，冬天刮风下雪教室里好似冰窟窿，冻得师生直打颤。为了抵风寒，学校便组织学生教师织窗帘，于是我就写了一篇《寒冬腊月御风寒，教师学生织窗帘》的广播稿，稿子写好后，步行四五里去县城找广播站，不知广播站在何处，走遍了大街和小巷，打听了不少人，终于找到了广播站，毕恭毕敬地把稿子递给了一位姓温的编辑，事过三天广播里以本站通讯员的称呼播出了这篇新闻，村民们听了相互传递这一消息，并用夸奖的目光告诉说：“嗯，你真行，县里广播你的文章啦！”当时我激动得心里怦怦直跳，高兴得快要蹦起来，并暗下决心继续写下去。
　　
　　自此，广播把我领上了新闻采访与写作的殿堂。白天劳动，晚间写新闻，还记得我的新闻变成铅字的处女作吗？讲起来也算有趣，那是1974年3月的一天晚上，生产队分给我家的菜有包菜、萝卜、大葱，母亲说，“分的菜真不少，你担到街上换几个盐钱去”。
　　
　　我用两个筐把菜担上向街上走去，一路汗水，一路气喘吁吁，肩膀被扁担磨得又肿又疼，我咬着牙走向街市、融入人群，来到四方口竹匠街两边的菜市，刚刚放下担子，擦了一把汗水，正要开口叫卖，却被一名“工商”制止住：“这里不准摆摊卖菜，快走，快走！”我吓得好似做了贼，忍着剧痛担上菜，打听菜市场在哪里，一路寻找，来到县人民医院边的背巷里……清晨担菜上路，到小晌午也没吃早饭，肚子咕咕叫个不停，虚汗从脸颊下淌，担着的菜好似千斤，又累、又饿、又渴，兜里却没有分文……然而在第二个地方，刚刚叫卖了三声，好不容易唤来一个买主，手中换了一毛五分钱，买了碗胡辣汤，喝了还不到半碗，又过来一位“工商”，指着墙上的红纸黑字吼道：“这里不准摆菜摊！”喝完饭，只好又担上菜，打听让摆菜摊的地方，担上菜又来到化肥厂与大桥路交叉口，然而一张同样的告示又让我望而遏步，只好又去寻找准许摆菜摊的“贵地”，直到中午，广播里唱起了“东方红“，终于在化肥厂南边的南北大路上看到摆摊卖菜的几个人……
　　
　　一担菜50斤，一日三赶，卖了一天，少挣了工分，还把人累了个半死，晚上睡到半夜醒来，越想心中怨气越往上升，便对着豆粒般的煤油灯，挥笔写出《一日三赶，菜农们何处摆菜摊》，用书本皮制成信封，贴上4分钱一枚的邮票把信寄了出去，半个月过去了，邮差给我送来了一个牛皮纸大信封，上面用铅笔写着“中国农民报社编辑部”，我的手抖动的十分厉害，心里怦怦直跳，小心翼翼地打开信封，掏出一张报纸，报纸里落下一个小纸片，上书“用稿通知单：齐国强同志，你的稿件在本报田园生活栏登出……”我急忙打开报纸，好似哥伦比亚发现了新大陆，读着变成铅字的劳动成果，心中真比吃了蜜还甜。
　　
　　自此，我利用劳动之余，养成了晚上爬格子的习惯。我会写文章的事情，好似一阵风在村里传开了，人们对我也开始刮目相看，村支书赵新增发现我这个“人才”，推荐我到村办学校当上了一名民办教师，我利用教书的业余时间把农村、校园里发生的新闻加班加点写成一篇篇文章，投到各级新闻媒体。
　　
　　三
　　
　　日月如梭，斗转星移，民办教师的生涯一晃就是18年。我所辅导的学生作文和我写的“下水作文”以及大小豆腐块连上著《中国少年报》、《小学生报》、《作文与指导》，我连续五年被评为“教育战线教育教学先进工作者”，1985年第一个教师节，受到县委四大家领导接见和表彰，也因此从一名国家计划内的一级民办教师荣升为学校的副校长，我暗下决心，不辜负教育组领导的信任，好好地在教育教学这一阵地干出一翻事业来。
　　
　　……这一年的署假来到了，我一边帮助家里劳动，一边采访、写新闻。8月15日这天，天气特别热，太阳好似大火球燎得篙草几乎要燃烧起来，中午从田间归来，我端一碗凉水咕咚咚一饮而尽，揩了一下嘴巴，坐在槐树荫下乘凉，只见县委宣传部的新闻科长杨明振同志和温卫平同志顶着烈日、骑着自行车找上门来，再三说服动员，让我到乡政府当专业通讯报道员，我婉言谢绝说，我水平不行，恐怕难以胜任，我只不过利用业余时间胡写乱投罢了，真正让我当专干，很难干好……中午我强留他们吃了一碗凉面条，下午他们又接着做动员，直到下午三点多钟，他们踏上归途中下起了暴雨，后来才知道，为了我，温卫平被暴雨淋得住进了医院输液……8月25日，村支书通知我说，你到乡政府去，张登强书记要找你谈话，我只好来到了乡里，在宣传委员的引鉴下，见到了党委书记……9月份便以通讯报道专干的身份到乡政府上班，正式加入了新闻报道这一行业。自此，平均每年在报纸、刊物、电台发表稿件一百多篇，最近几年加上网络新闻，平均每年发表作品达200多篇。有人问，能多发表稿件的决窍是啥，我总是真诚的回答：论文凭俺稀松平常，讲社交没有多少熟人，走后门更无关系，寻权贵没有金钱……说到发表稿件，并没有经验可谈，我之所以能发表一些作品，主要是经常与乡镇干部和农民朋友打交道，他们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，我只是一个小小的蜜蜂，采集乡土花絮素材、反映时代和乡土特色，引起编辑兴趣罢了。1993年9月，袁庄村支部书记对我说，有个年轻人在村头开个照像馆，虽然红火了几年，可近几年却没有生意，只好摆弄着给菜苗照像。于是，我很快写出《亮子，种菜用上照像机》的新闻，很快被《农民日报》发表。2000年春节期间，我在街头、村庄观察家家户户门上贴的新春联，发现了不少好句子，便即兴写出了《春联报喜》的稿子，被中国报协城市党报评为优秀作品。从这些获奖稿件中，我认识到：要想多上稿，就得做到“六个勤”，即脑勤、腿勤、嘴勤、眼勤、耳勤、手勤，还得有“夜猫子”精神，“看着报纸寻点子，半夜三更爬格子，凌晨五点改稿子，白天进城寄稿子。”有了这种研究报纸版面的灵性劲儿，才能找准题研，搞好报道。尤其是对国家出台的方针政策、改革举措更要寻找新闻线索，反映时代特色，这样写稿命中率就比较高一些。
　　
　　1993年是邓小平南巡讲话的第一年，报纸、广播大力宣传改革开放。3月的一天，我在饭场里无意听到一位农民说：“咱村占毛的内弟去广州看病号，带了几十斤荆芥，一家伙卖了2100元钱，比在家多卖了两千块！”说者无意，听者有心，我当天上午就去找占毛，连跑三趟都没找到，晚上又继续去找，由于天黑路滑，骑车子竟掉到了尿池里，弄了一身屎尿，却摸到了新闻线索。第二天我又跑郭营、走樊楼，寻找占毛的内弟，花了五天的时间，跑了近百里路，才把事情了解清楚。我带着激动的心情，写出《新野农民真气魄，坐着飞机去卖菜》的新闻，被《人民日报》在头版显著位置刊登。这件新鲜事一直流传至今，成了农村改革开放的一个缩影。1997年中央召开邓小平同志追悼大会那天，我到李湖、吕庄采访干部群众对邓小平逝世的心情。这两个村一南一北相距25里，我在现场观察到两个村的党员正围在电视旁，观看悼念邓小平的专题节目，边看边议论改革开放给本村带来的巨大变化。返回途中，已是晚上10点多钟，对面开来一辆汽车，大灯照得人眼花瞭乱，我车把一扭掉进了公路沟里，车拐砸在脚赤骨上，疼得直钻心，后来肿得象面小鼓。我咬着牙赶回家，连夜写出《忍悲痛颂小平》的新闻，先后被《中国青年报》、《河南日报》在显著位置发表，这篇稿子从寄走到发表不到一星期，由此说明，一条好的新闻必须抓紧时间赶出来，不能皮皮沓沓写成“马后炮”。
　　
　　几十年的采访写稿实践，使我还悟出了一个道理，做为一个乡土记者，要获取重大新闻线索，必须注意三点：一是多看党报社论，学习国领导人的讲话，阅读新出台的法规、条文、政策、纲领性文件，吃透上级精神。1997年元旦之后，国务院颁了关于减轻农民负担的43条规定，人民日报首先发表了社论，江泽民、李鹏也分别就减负问题发表了电视讲话，各大报围绕这一热点发表了大量稿子。我认为这里面有许多新闻题研，便从中选择了农村中小学如何制止“三乱”、减轻农民负担这一题研，并抓紧采写，把稿子寄给河南日报，报社以《教师给家长送红包》为题见诸报端，南阳日报以花边新闻采用，此稿还被为评优秀新闻一等奖。二是瞄准版面设置，研究设置栏目投稿。农民日报有个乡镇企业专版，其中的栏目有经营参政发布台、老板运行档案、技术潮等等。我围绕这些栏目采写新闻，3个月发表5篇稿件，其中二版头条一个，还被编辑加了点评。三是从征文要求中找题研，各级报纸隔一个时期都要开展一次征文活动，凡是征文细则我都细细揣摩，按照要求采写新闻，寄出的稿件适用对路，发表和获奖的可能性就大一些。自2004年以来中宣部、中国新闻出版署、团中央、全国妇联、中央文化部、中国文化扶贫发展委员会以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国文化报、农民日报联合举办一年一次的全国农民读书征文活动。我积极参加征文比赛活动，所写的20多篇稿子，有12篇荣获一、二、三等奖，也就是说这些活动平均每年我有4篇文章荣获国家级作品大奖。
　　
　　我不是军人，却对人民子弟兵有着最真挚的爱，自河南省新野县人武部聘请我为义务国防教育宣传员后，我对家乡的国防教育、信息传播开始情有独钟。多少年来，不论酷暑盛夏，还是数九寒天，我总是一辆车子、一支笔，走乡串户转机关，用自己独有的工作方式与军属、转业复员军人、交朋友，谈感受，凡是有“军人”的地方或是与军人、部队有关的地方都是我采访写作的对象。
　　
　　去年冬季的一个周末，我在饭场听说樊集乡鲍湾村党支部书记鲍伯祥退伍不失志，在较短时间里率领全村人走上了富裕路，便立即萌生了采访的激情。然而天色将近黄昏，我的自行车爆胎不能骑，咋办？这可咋办？我心急如焚。跑到西边大儿子的院内一看，在县棉纺厂上班的大儿媳妇的电动自行车在院内放着，我什么也不顾，骑上车马不停蹄地赶往20公里外的鲍湾村，几经周折，终于打听到了鲍书记，说明来意进行了详细的采访，并询问了众多受益的老百姓。于是，一篇上万字的《鲍白祥解甲归田谱新曲》的人物通讯在我的大脑中已具雏形。然而，家里却炸开了锅，大儿媳妇一觉醒来准备上班时，发现电动车不见了，在院里大声一嚷嚷，前后四邻立马到村口路边找开了，村部大院的大喇叭也喊破了天，大儿媳妇哭着骂着，泪人似的声讨着偷车贼。
　　
　　晚上11点，我满怀喜悦进了家门，却迎来了全家的数落。年愈九旬的老母亲嗔怪地说：“国强啊，你都是应爷的人了，咋听风就是雨，去骑车咋不言一声，惹得全村人都不安生？”大儿媳更是半月黑着脸，见他也不叫一声爹。也就是月余时间，《鲍白祥解甲归田谱新曲》、《女民兵俏走西口唱菜经》……一篇篇描述转业退伍军人、民兵事迹的文稿、图片先后在中央、省、市50多家新闻刊物、广播电台发表，其中12篇上万字的人物通讯还在大型报告文学丛书中发表，我也因此成了中华全国农民报协会《中国世纪行》、《中国世纪梦》等大型文学丛书的特邀编委、全国十佳明星记者。
　　
　　新野县是《三国演义》中火烧新野之地，也是刘关张桃园结义的发祥地。这里发生过许多古代的军旅故事，成了我挖掘整理新野文史资料的宝藏之所。我为了广泛深入地向广大群众宣传国防知识，我把具有知识性、教育性的民间传说、轶闻趣事进行了搜集、整理，编辑在《新野文史资料》里和《新野民间故事集成》中，或搜集发表在各类报刊杂志中，我每逢一年一度的“八一”建军节或部队征兵时节，我还主动邀请全国闻名的“一人说唱团”团长符光录拜他为师，学起了表演鼓儿哼，和符团长一起将他撰写的相关国防教育内容的文稿、故事，利用文艺表演的形式在乡间进行演唱、宣讲，使广大适龄应征青年和民兵预备役人员从中受到了深刻的国防教育，积极、勇跃地报名参军，保卫边防。这段时间我更是笔耕不辍，一天到晚写稿、演讲、背鼓词。疲倦了搓搓鬓角继续写，眼涩了，弄盆凉水洗洗脸接着背。
　　
　　于是《桑树情》、《刘老焉三子争当子弟兵》、《老兵重唱新兵歌》等数十篇脍炙人口的国防故事、拥军爱民文稿先后发表在中央、省、市的刊物上，流传在豫西南这块古老的土地上，受到了新野城郊乡及周边群众的普遍赞誉。
　　
　　去年三月，妻子早就嘀咕着要到出嫁的女儿家去瞧瞧，好多次都被我因工作忙给推掉了，这天，老伴和我终于如约成行。我用自行车带着妻子，一路风尘行走在通往县城的白河大堤上。突然，腰中的手机响了，我掏手机用左手打开接听，原来是一家父子三人都是“兵”的主人打来的应约采访电话。我一听，兴致倍增，心情激奋的拼命狂奔。当时正好走在白河大堤与大桥路的交界处，陡坡路长，我只顾想着要到10公里以外的村庄采访，早把车座后的妻子探望女儿的事抛在了脑后。车子猛一巅簸，被巅下车子的妻子在后面追着、喊着我也没听见，我一气不歇，下了坡一溜烟直向城东南的花陂村驰去。很顺利地找到了采访对象，拿到了相关的照片和文字资料，并做了认真细致的采访记录，当我如释重负地完成了采访任务赶回家时，才突然想起了车后的妻子，忙又去寻找。然而，哪里还有妻子的影子？
　　
　　事后，妻子嗔怪我说：“说你傻帽吧，你简直是个神经病，还没听说城里哪个“大记者”为采访把老婆给“弄丢”了。你呀，说不定哪一天连你自己都给弄丢了！”
　　
　　原来，我在与县乡武装部的同志交谈时听说有少数军人家庭因子弟入伍，在生产、生活等方面遇到了一些困难和问题，就产生了当兵不实惠、收入少的想法，有的甚至开始出现拉后腿的现象。就在这时，我打听到一户父子三人都是“兵”的绝好素材，于是就多方打听，主人公的详细住址和电话号码都通过朋友介绍，取得了联系，于是就出现了采访丢妻的佳话。后来，经过我连夜整理、撰文，以《一家两代三个兵》为题的纪实性新闻诞生了。文章将主人公三送二子入伍服役，而自己主动提出不要组织任何照顾，还亲自到村学校组织学生给部队官兵写信，给军属家庭送温暖。同时，写信鼓励自己的两个儿子安心服役、忠心报国。使两个儿子在部队开展的“比武”竞赛中，先后获得了部队的嘉奖。鲜活的事迹在全国数家媒体进行了报道，使身边的军属明确了当兵的目的，重新树立了爱国拥军的热情，而我丢妻采访的事儿也不胫而走，很快传遍了方圆的十里八村。
　　
　　四
　　
　　几十年没黑没明地写新闻、爬格子，使我有了写作瘾，三天不动笔，自己就急得慌，当烈日炎炎的夏天，男女老少摇着蒲扇，在大树荫下乘凉歇晌的时候，我却独守“书房”爬格子，汗水打湿了稿纸，蚊虫叮得浑身起红点。滴水成冰的严冬，农家父老围着火炉看“小电影”、听梆子戏，我却为抓一则新闻顶风冒雪，步行在乡间小路上，夜晚爬格子冻肿了脚，却自以为乐。
　　
　　我由于孩子多，劳力少，家庭条件不太好，左邻右舍靠种反季节蔬菜发家致富，盖起了洋楼，看上了彩电、骑上了摩托。而我为爬格子把农活全压在家里人身上，经济条件不好，家里摆设十分简陋，就连用来爬格子的三斗桌是三条腿，另一条用砖头在支着。家里唯一值钱的是一台14寸的黑白电视机，那还是我弟弟支援我的“二茬货”。年迈的母亲常常唠叨：“你弟弟靠种菜盖楼房，买彩电，你却不务正业，穷得叮当响，也不知你嫌丢人不嫌丢人……”爱人为我爬格子不知掉过多少泪，恨自己命苦嫁了一个“溜光蛋”；孩子们怨恨我没本事，让自己难往人前站……而我则奉劝他们说，爬格子写新闻有所得必有所失，虽然失去了物质上的财富却换回了精神上的财富。几十年来我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农民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，这是写新闻写出来的，我作为一个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乡下人，能四次赴北京人民大会堂接受国家领导人李德生、陈俊生、布郝、马文瑞的接见，坐在人民大会堂这个人人敬仰的圣地领取著作证书和奖状，这是我祖祖辈辈没有享到的福气；爬格子写新闻改变了我的命运，使我由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，以乡村科技拨尖人才、千分之一可转为国家干部的政策予1996年转为国家干部，拿到了国家给的薪水，这是俺家祖辈几代还没有过的；写新闻爬格子虽然经济上贫困，政治上我享受的是5000人挑一的待遇，新野县拥有70多万人口，第七届、第八届县政协委员只有100多人，也就是说平均5000多人中才能产生一名政协委员，而我正是其中的幸运者。更让我全家感到自豪的是，2007年1月12日至14日，中央电视台记者张艳丽在河南省军区、南阳军分区领导的陪同下，来到咱齐家小院采访，使我全家能在中央电视台上显出风光，这谁能比？谁能享受到这样高级待遇的精神财富？2月6日17点20分中央七套放出长达10分钟的专题报道，给俺带来的精神财富就是用上亿元的物质资产也不一定能买到……
　　
　　妻子听了我的话被我的幸福感陶醉了，孩子们听了我的话投来敬畏的目光。
　　
　　最后，我对孩子们说，躺在物质上的金山银山中，不去奋斗，吃尽老本，最后是吃空吃穷；咱家的精神财富依靠你们去继承。世上本无路，路是人走出来的，只有勇于拼搏、盯着一个目标、不懈追求的人，才能踏平坷坎开拓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，我甘愿当一名精神富翁的土记者，在新闻事业上奋斗一生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