冯友兰之父冯台异，清光绪二十四年进士，光绪三十三年任崇阳县知县，光绪三十四年病逝于任所。其遗著于民国初年由友兰、景兰编为《复斋遗集》七卷。冯台异去世时年仅42岁，三个孩子尚小，冯友兰14岁，冯景兰10岁，冯沅君8岁。尽管年少的冯氏兄妹的成才更多依赖家族和母亲，但父亲“先国学后西学”的教育理念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。
先把国学学好
冯友兰回忆说：“（母亲）常对我们说，你父亲听某一个名人说过，不希望子孙代代出翰林，只希望子孙代代有一个秀才。这一家的书香门第接下去了，可以称为‘耕读传家’。”这就是冯台异的“国学任务书”。按照这个“任务书”，他为子女教育制定了“路线图”。
冯友兰七岁读《诗经》，后随冯氏兄妹就随母亲到武昌去了。在武昌期间，冯台异重视学外文，但更重视学中文。他认为在学新知识以前，必须先把中文学好，没有一个相当好的中文底子，学什么都不行。
除了学经书以外，冯台异还重视对子女进行新知识的教育，并亲自编撰地理、历史讲义。历史讲义在抗战中丢失了，地理讲义至今尚存，名为《山泉斋舆地学讲义》，包括中国和外国两部分。
应该说，冯台异“先把中文学好”和重视新知识教育的理念，深深影响了冯氏兄妹的人生选择、学术志向和学术贡献。
待先生为上宾
虽然冯台异和孩子们相处的时间不是很多，但父亲的伟大却树立在孩子的心中。
对他们最有影响的是在崇阳县城时所感受到的父亲和官衙的威风。冯友兰回忆道：“母亲的大轿进城门的时候还有三声炮响……到公馆的时候又是三声炮响。在公馆住了差不多一个月，衙门腾出来了，又是全副仪仗，把母亲接进衙门里，沅君坐在母亲轿里，我和景兰跟在轿后面走。到了衙门口，又是三声炮响，我们都跟着进了衙门。父亲讲，一个官的仪仗，除了他本人之外，太太可以用……”。
冯氏兄妹生活在这样的家庭当中，日积月累，潜移默化，始终感受着父亲的权威。
除了父亲的权威，影响冯氏兄妹的还有父亲的“规则”。一是不能失去监督，二是不能享受特权。“母亲带着我们在上房里吃饭。吃的是厨房的‘例饭’，从没有叫添菜，加点心，更不用说有什么宴会了。”三是必须尊重师长。“父亲在衙门里把先生待为上宾，不以一般的师爷相待。”
“这不是为了钱……”
从冯友兰回忆父亲的几件事中，可以看到冯台异的教育方法。
如何做人处事。家里厨师带孩子们游玩碰到一个洋人带着一条洋狗，那狗见了生人就乱咬，冯友兰的腿被它咬了一口。厨师带着他们找洋人评理，洋人拿出几毛钱，他们不要，说不是为了钱，而是警告洋人，你的狗不能乱咬人。对此父亲大加赞赏。
第二是冯父教孩子如何写作文。“我和景兰各写了一遍《游洪山记》，父亲一看说都不行，他说写这类文章，要有寄托，要能即景生情，即物见志。他也写了一篇，作为示范”。
